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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史(1953-2013)---《简史》编写组
发布日期:2015-12-11 浏览次数: 字号:[ ]

四、贯彻党关于工商界人士的政策
  (一)“顾一头、一边倒”、“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
  “顾一头、一边倒”是指要一心顾国家利益,向社会主义靠拢,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包一头、包到底”是指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负责到底、照顾到底的方针政策。“顾一头、一边倒”、“包一头、包到底”政策的提出,有其必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干扰了正常经济发展秩序,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粮食、副食品、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广大工商业者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派”后,面对国内严峻形势,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心情不舒畅。对于国内正在开展的被称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多有疑虑,甚至抵触;尤其是对当时的各种物资供应紧张造成生活困难而感到不满。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切实纠正过去由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缓和与工商界的关系,尽可能地把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中央对工商界提出了“顾一头、一边倒”,“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
  1960年3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一“顾一头 、边倒”》指出,“顾一头 ”、“一边倒”是当前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问题。
  (二)积极响应党的“顾一头、一边倒”号召
  为贯彻中央提出的“顾一头、一边倒”的政策,全国工商联在1960年工作要点中,要求工商业者坚决贯彻党的“顾一头、一边倒”的政策精神,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接受党的领导,一心一意接受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积极投入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增产节约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工商联将三大上一部分会员的发言编辑成《“顾一头、一边倒”,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文选,发行21万多册,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各地工商联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宣传贯彻,天津市、上海市工商联分别召开了学习和宣传动员大会,各级工商联骨干参加了会议。北京市工商联则在4个市区、3个近郊区、10个县的工商联中开展传达贯彻工作,使得这一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全国工商联还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地调查了解“顾一头、一边倒”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推动工作开展。
  (三)认真贯彻党的“包一头、包到底”政策
  1960年,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同全国人民一样,工商业者的生活也面临许多问题。为贯彻落实好党对工商业者的“包一头、包到底”政策,工商联首先从解决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着手,搞好生活福利事业,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一心一意接受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0年1月三大期间,全国工商联组织部分代表座谈,了解工商界生活情况和生活互助金的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3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了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工商界生活互助金调剂使用问题和创办工商界福利事业问题。4月后,工商业者家属工作委员会,推动各地委员深入下去了解工商业者家属的情况,掌握思想动态,进行思想工作。
  为了进一步稳定工商界的情绪,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全国工商联于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17日,在西安召开了三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家属工作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结合国内经济形势、家属工作、有关工商界具体政策等进行专题讨论,提出了工作意见。西安会议的召开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 ”,起到了提高认识,稳定思想,调动广大工商业者工作积极性的作用。1961年3月27日至4月22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沈阳、重庆八市和浙江、江苏两省工商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工商界落实党的“包一头、包到底”政策情况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之后又召开了十省工作座谈会和十市两省家属工作座谈会,就私方人员与公方人员共事问题、工商业者病假工资和医疗待遇问题、年老体弱工商业者照顾问题、七年以后定息到期的问题、工商业者家属工作问题进行座谈,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工作意见和办法。
  中央统战部牵头,全国工商联配合,共同就工商界落实政策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中央呈送了书面材料,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对贯彻“包一头、包到底”政策非常重视。1962年3月28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考虑到目前工商业者中,有一部分人对取消定息缺乏必要的准备,他们的生活也有必要加以照顾,政府决定从1963年起,延长定息一个时期,暂定三年,到时再议。”此后不久,政府拨给全国工商联经费300万元,作为解决工商业者生活困难的费用。
  1962年 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指出工商联的责任也加重了。他说:一方面,我们对工商业者的定息,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情况。工商业者里面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小商小贩,其中一部分要回到集体经营或者个体经营的商业中去,一部分还保留在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里面,也有一部分年老的可以实行退休制度。这些人如何安置,政府要负责,但是工商联可以协助政府来进行工作,调查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不但全国的工商管理局要加强,省、市的工商管理局也要加强跟工商联联系。对工商业者的安置要适当,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到农村去,家又在城市,就不能勉强,应该在城市里面安置。在这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工商业者中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商联可以从定息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为互助金,如果不够,政府也可以协助。工商联协助政府在工商业者的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安置等各方面做工作,更要加紧,不要放松,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
  7月16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指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工作年限满5年,体弱或者多病而不宜继续工作的,经本人申请,可以退休。退休以后,按月发给退休费,直到本人去世为止。退休费的标准,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不满15年的,为本人工资(包括高薪部分)的 60%;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上的,为本人工资的70%。工商业者不具备退休条件,但因病或非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准其请长假,列为编外,并根据生活状况,按月发给相当本人工资40%左右的生活费。同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在精简工作中妥善安置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规定》。规定指出:对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不下放农村。对于因企业关闭或被裁并且必须精减下来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不要下放农村,应该积极地、妥善地予以安置,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凡保留下来的企业,一般不要精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农村。

  五、开展工商界人士教育运动

  (一)开展“三个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为了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962年12月24日至1963年1月20日,全国工商联三届二次执委会议与民建二届二中全会联合举行会议,彭真到会并作了国内形势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会见代表,并与工商联负责人亲切交谈。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工商界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家属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的决议》。号召工商业者在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在增产节约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成绩,并要求成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加强世界观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1963年11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发表的《新闻公报》重申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强调要将全国的思想教育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提出了六项政治任务,决定在各界人士中继续广泛开展“三个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64年1月6日至2月5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联合举办读书会,重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高对开展“三个主义”思想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4月20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共同召开“三个主义”思想教育经验汇报会,25个省(区)、北京市和其他一些市县的工商联、民建的负责人和干部73人参加会议。会上一些人认为“三个主义 ”思想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为什么还要再搞几年?对资本主义改造,工商界已经搞得灰溜溜,为什么还要搞“三个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要求工商界“三个主义”教育适可而止。据此,李维汉讲话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 ,是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现在,广大工人、农民、共产党员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果工商界不接受“三个主义”思想教育、端正思想,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绝不能“适可而止 ”。工商界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立场。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坚决相信共产党,死心塌地听、跟、走,跟到底,走到底。
  (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4日,全国政协召开三届四次会议,号召一切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关。
  1964年初,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常会向各级组织印发了1964年共同工作重点,提出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三个主义”教育,推动成员积极投入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即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工商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指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过程,就是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就是逐步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过程。
  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常会于1965年1月7日至10日召开常委联席会议,通过了《拥护和贯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决议和精神的决议》,要求全国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重新接受教育,对一切错误思想、言论和行动进行彻底地揭露,严肃地批判,坚决地改正。
  这一时期,广大工商业者对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普遍存有疑虑和紧张,弥漫着严重的厌倦情绪。他们担心,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资产阶级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对“过好社会主义关”这一点感到越来越渺茫。对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论点,表示“承认不甘,不承认不敢”。他们说,改造了十几年越改越反动了,跟着走越走越害怕了。他们担心和平改造政策要变了,今后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了,等等。工商联各级组织针对这些思想情绪,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要求各地工商界骨干分子带头端正学习态度,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尖锐复杂的现实,认识资产阶级自我改造的必要性,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1964年3月,全国工商联第一批参加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工作的干部出发,前往河北省霸县煎茶铺人民公社开展农村“四清”工作。10月,第二批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的干部前往河北省霸县和固安县开展“四清”工作。
1965年 1月 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矛盾,使各方面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工作

  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使国家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被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次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8月中旬,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学生纷纷冲向社会“破四旧”。“破四旧”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砸掉那些曾经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和象征的名店、老店的招牌,统统换上具有政治色彩的新名称。上海市一商局下属公司有零售商店3700多家,在“破四旧”中被改换招牌的多达3000多家。9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的陈规陋习,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进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后,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全国工商联已经被视为“反动资本家的老窝”,一再受到社会上“造反派”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红卫兵发出《致民主党派最后通牒》,限令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等有关人民团体在72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全国工商联按照中央统战部的通知,张告即日起停止办公。
  从此,全国工商联有的领导人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刑讯逼供,机关干部则被送“五七”干校,在湖北沙洋、吉林舒兰和北京郊区等地劳动,接受教育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工作。全国各地工商联机关也先后被“造反派”封闭,办公楼被占据。各级工商联干部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被迫害,有的被下放。工商联被迫停止工作。

(转自全国工商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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