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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重庆最后的“原工商业者”(四)---重庆市工商联
发布日期:2015-12-11 浏览次数: 字号:[ ]

龚泽惠


        龚泽惠:93岁,新中国成立前是重庆益商公司副总经理,主要做猪鬃、金条和桐油生意。猪鬃生意练习耐心,金条生意磨炼胆识,最后是桐油生意发家。抗美援朝时期,他主动捐了20根金条,64岁从第二商业局重庆贸易公司退休后,仍被6家企业聘请当顾问,直到2005年,84岁的他才彻底退休。

        我出生于1921年,家庭情况一般,父亲在刘湘的部队当军需官,军衔是少校。我是四川省立商业学校毕业的,相当于高中学历。那时候的商业学校很多,除了省立的商业学校,还有一个“益商学校”、一个“实际商业学校”,都是商科学校。
  我伯伯叫龚湘璞(音),他是重庆山货业公会的会长。(山货那时候最著名的产品就是猪鬃,猪鬃给中国抗日战争解决了大部分外汇问题。) 毕业后因为伯伯的关系,我到重庆益商公司上班,这是一家猪鬃出口公司。我在那里当了三年练习生,主要做会计工作,一个月领12块法币。
  益商在当时是一家小公司,收益一般。因为做猪鬃生意要本钱,而当时在南岸弹子石一带刚发现了小煤矿,煤炭生意在当时不需要本钱,公司就开始做煤炭生意,那时候,猪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产品之一,业务中心就在重庆。当时重庆有四家猪鬃经营企业,最大的是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宝丰排第二,其余是和源公司、重德公司。
  到了宝丰后,我先是和另外一个人常驻遵义、贵阳。他收猪鬃猪毛,我负责管账。收鬃毛需要很多知识,我那时候没有资格。猪毛是论斤收,分三个等级,飞尾最贵,曾卖到8000法币/斤,其次是尖子和圆钻(音)。
  那时候猪毛还是好收,我一个月领24块法币,还可以打麻将。
  在贵州做了3年,我就回到重庆。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宜昌,宝丰在宜昌的分公司垮了,但市场不能丢,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心远安排我到宜昌三斗坪去收猪鬃,我提着装了40万法币的手提箱前往。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我同学在民生公司的船上当会计,我就把手提箱放在他们船上的保险柜里。那时都是从散户那里收猪鬃,自己谈价格交易。收回的生鬃运回重庆加工成熟鬃,再卖到香港。非常辛苦,早上 6点起床,听到警报就要躲进洞子里避难,直到把货收齐才回重庆。那次肯定赚钱了,因为总经理很满意。
  在宜昌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到内江收猪鬃后运到泸州去加工。后来泸州的工厂停了,我只好再次回到重庆,开始买卖金条。
  那时候觉得做黄金买卖稳当。一根金条10两,有手指这样长,我每次交易从五六根到十根不等。
  在打铜街的银行公会买卖金条,必须有后台。我读的是商业学校,所以有很多同学在银行工作,我那时候没有多少本钱,就是靠银行的同学给我拃起。我们一般是每天下午去银行公会,比如说我要买十根金条,谈好价格后,就需要银行支持给你开十张本票。那时候开本票凭信用,银行给你开了本票,第二天才可去银行公会用本票换金条。
  买卖金条也是赌博,3天、5天或8天交易一次,我搞不清楚有多少人做金条买卖,那时候炒金反正是遭政府打击的,还要抓人。我做黄金生意并没有赚到钱。
  抗战后,我开始做桐油生意。当时流行一句话,“家有千根桐,儿子儿孙不受穷”。我就是靠桐油翻的身。这做桐油生意是有窍门的,我说叫“深购远销”。啥子意思?就是买在产地、卖在销地,销售距离越长,利润越高。要购买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原料,并争取将商品卖得更远。当时我们三个股东一起开了一个字号,就叫“益商”,我担任副总经理。我们从宜宾买桐油,近的就卖到重庆,远的就卖到上海,最后出口。 
  有一次我先收购了3万斤桐油,又在重庆和成都银行办了抵押继续收购,最后收购了4万多斤桐油,用专门的油船运到上海。在上海天天都有人请我吃饭,吃啥子?吃鱼翅海参。当桐油运过去的时候,上海的桐油恰好涨价了,
  那一次我赚了4万多法币。
  后来就慢慢发展,赚的钱说出来都有点吓人。我花了12根金条,在民生路99号买了房子,有两栋,高的一栋是两楼一厅;低的一栋是长三间,前后两间。
  新中国成立后,桐油生意就没做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自发地捐了20根金条。当时我是通过西南局捐的,好“行(h1ng)势”(注:重庆话,很了不起的意思)哦。
  后来统战部给我安排了工作,在第二商业局下面的重庆贸易公司当业务科科长。那是科员级别,我现在都记得一个月54元。
那时候在贸易公司,我每年都要去成都开物资交流会。我帮大阳沟菜市场签了一个几十万斤的水果合同,梨子、苹果等水果就运到重庆来卖,他们都很感谢我。贸易公司后来改名为重庆蔬菜副食发行公司。1985年,我64岁,办理了退休。
  我觉得做生意,先不说能力,运气好不好很重要,我认为我的运气好。一辈子做生意,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我退休后被兽药厂等6家单位聘为顾问,一个月给我发六七百元,还不要我走。如果我不行,没有能力,他们请我干啥子?

徐庆华

        徐庆华: 90岁,新中国成立前是九龙坡黄桷坪义贤村三堂馆老板。从在亲戚开的旅馆打工到四处在餐馆帮工,再到与朋友合伙经营餐厅,最后到自己创业。徐庆华的大部分人生基本上围绕着“商”在进行。尽管躺在九龙坡区铁路医院病床上的徐庆华有些虚弱,但讲到自己的经历时仍滔滔不绝。

       

我是1924年出生的,老家在现在的曾家。十二三岁时,我就在曾家一个亲戚开的旅馆里打工,白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干到晚上才收工回家。在那里,挑煤炭、推豆花样样都干。
  后来我从曾家到了白市驿,向一个叫林汉成(音)的师傅学习做川菜,红案、白案都得行。后来我还学了一些菜,当时小洞天的菜我基本都会做,发海参这些都没得问题。
  白市驿当时好热闹,馆子很多,我还记得有个叫东来阁,有个叫民生食店。而当时白市驿有个军用机场,所以有很多美国兵。在白市驿,我还亲眼看到过空战,当时是苏联制造的“乌棒”飞机(注:苏式伊 -16、伊 -15战机)同日本飞机在空战,我看见一架日本飞机被击中两次后就掉了下来,直接掉在了一个庙子里。
  我还记得当时有个叫宋云生(音)的中国人,他是专门为飞虎队的飞机画画的,后来去了印度。
  20岁那年,我离开白市驿到黄桷坪,那个时候没得公路,我是翻歌乐山走过来的。到黄桷坪,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开了一个小食店,叫桃园食店,主要卖锅贴、水饺、煎包、抄手。
  当时的黄桷坪也很热闹,主要是有很多学校,比如说交通大学,还有一个从江津白沙搬过来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很多。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物价很低,当时我们馆子卖宽面,红烧牛肉面的价格是1角2分,小面是8分,一个烧饼是3分。当时用的都是法币。
  那个时候,黄桷坪街上的大馆子不多,我记得有个白沙食店,是江津白沙人在这里开的,主要卖面食。还有一个天津馆,是北方人过来开的,主要卖炒面、烧饼。而其他小餐馆就多了。桃园食店在当时的黄桷坪街上算是小餐馆,我们只有四五张桌子。
在桃园食店我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自己出来做了。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姓晏的人,他在大学里面当厨师,他告诉我黄桷坪有个经济饭店,有6个股东,由于饭店生意不好,他们不想做了,晏就问我想不想入股一起做,我就决定入股。
  在桃园食店打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存2块钱,一年下来就有20多块钱,然后我又通过打会(注:集资筹款)筹了一些钱,所以我就成了经济饭店的股东。
  经济饭店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有七八张桌子,主要是卖肉丝、肉片、腰花等炒菜。那个时候,做餐饮还是比较赚钱,一份荤菜的价格基本上是一斤肉的价钱。经济饭店就在今天四川美院隔壁“胡蹄花”这个地方,附近学校的学生也在我们这里吃饭。
我和晏有过约定,经济饭店由我们每个人轮流做半年,我做满半年了
  就该他做。于是,在经济饭店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另外开了一个馆子,叫义贤村三堂馆。义贤村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义贤村三堂馆什么都卖,包括面食、炒菜、豆花饭等。当时这种馆子很多,生意还可以,但是很累。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做,有段时间买肉都要半夜三更去买。我们都买腿子肉和胛子肉,一天要买两腿两胛,当时没得冰箱,卖不完就把肉煮熟了第二天再卖。当时餐馆都是些传统川菜,比如鱼,就只有红烧鱼等;火锅也有,但都是以牛系列为主,不吃猪肉;有个菜后来很出名,叫“轰炸东京”,其实就是我们的锅巴肉片。尽管都是传统川菜,但作料很讲究,当时在千厮门买猪油,不用菜油,味精是天厨牌的。
  义贤村三堂馆开起来后生意也不错,后来发展到有了12张桌子,请了四五个人。
  新中国成立前两年,物价飞涨,金圆券、银圆券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我们还用棉纱来当饭钱。那个时候,一顿饭就换一绞棉花,还是很便宜。
  我的馆子一直开到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清算后的价格是1975元。
  馆子被合营后,有段时间改成了三八门市部。我后来到黄桷坪贸易公司当采购员。主要是采购大米、面、煤炭,还有餐厅的设备。我记得当时我去大足买过很大一个大铁锅。
  1984年,我从贸易公司退休,当时刚刚 60岁。退休后,我还在外面上了几年班,先到九龙坡防疫站当过炊事员,后来又到新山村一个公司煮饭。当时不想再做生意了。


(重庆市工商联供稿)转自全国工商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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